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独裁政权则忙于发动内战，采取“不抵抗主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密令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撤退关内，拱手将东北大好河山让给敌人，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整个东北。白山黑水广袤富饶的土地和三千万东北同胞尽遭日寇的铁蹄蹂躏，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更是得寸进尺，接着又制造了“一・二八”事件，进攻上海。驻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终因蒋介石的阻挠破坏，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助而被迫撤离上海，使淞沪之战功亏一篑。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中国，因此，它并不满足于已占领东北，觊觎华北，又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炮轰宛平，无端寻衅，大举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至此，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各方面的影响催迫下，接受了抗日的主张。于是，神圣的全民抗战开始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动员起来，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志愿兵团的健儿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军的。

滇军能忍苦耐劳，勇敢善战，不怕死，守纪律，在国民党及其以前的军队中是闻名的，其中以滇南各县从军者尤为突出。因此，云南过去的大小军阀都向滇南各县招兵。根据这一特点，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初，国民党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委派王佩伦为志愿兵大队长，在广南、富宁、砚山、西畴等县动员青壮年志愿从军，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王佩伦便在广南旧莫成立志愿兵大队部开展工作，第1 集团军司令部派李卓然前来当志愿兵大队主任，协助王佩伦工作。

王佩伦，广南旧莫人，地主家庭出身，壮族知识分子，是20年代末期广富守备司令王春山的大儿子。王春山在世时，同卢汉有间接上下级关系，互相认识。卢汉知道王佩伦和他父亲在广南一带有一定声望，尤其在壮族中，所以委任王佩伦为志愿兵大队长。王佩伦接受卢汉的命令以后，便利用亲朋、民族等关系，委派广南母猪黑（今五珠）的孙庆丰为第1 营营长，他胞弟王佩英（世雄）为第2营营长，广南那洒甘亮九为第3营营长，六郎城陆修竹为第4营营长，另一个姓陆的为第5营营长，珠琳何配贤为第6营营长。由6个营长再向下联络他们的连、排长，就这样逐次串连组成。

广南、富宁、砚山、西畴等县各族爱国青壮年，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踊跃报名从军，当中苗、瑶族青壮年约占百分之一二，其余全是壮、汉族的青壮年。他们之中有城乡知识分子，有教师、学生，有农民和小商小贩；有的是嫡亲叔侄、同胞兄弟，有的是至亲郎舅、乡里故旧，互相宣传影响，鼓励说服，出连邀约，形成了一片从军热潮，至1939年冬末，从军人数达3000余人。

1940年春奉命出发，全大队辖6个营和由300多名十四、五岁少年组成的幼年兵队。从广南出发，经过贵州兴义、兴仁、安顺，到达石板房。第1集团军（30 军团改称第 1 集团军）总部派人来点名检验后，志愿兵大队改称志愿兵团。在石板房休整10多天后前进到贵阳，贵阳市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派代表集中在贵阳城外召开大会，欢迎志愿抗日救亡的云南健儿。会上，代表们对云南志愿兵团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并赠送了毛巾、军鞋等慰劳品。在贵阳休整几天后又继续前进，途经黄平、镇远、清溪等地进入湖南芷江，再过邵阳、衡阳到醴陵，然后进入江西的宜丰，最后到达目的地江西谭山市。

在行军期间，每天中午以前，经常看见敌人的飞机在空中往来盘旋。在敌机往返的航线上，也能隐约听到高炮发射的声音，但沿途没有发现敌机被击毁的残骸，只见各处城市被敌机炸毁的断墙残壁，城市农村一片萧条冷落景象。交通要道的公路、铁路，为了防止敌人的快速进攻，已自行分段破坏。湖南的醴陵、浏阳，江西的宜丰、万载、谭山一带，更显得凄凉。这一带的男女青壮年，在抗战前大多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去了，只留下中老年人看守家园，一幢幢的宽大房屋，无人或少人居住，一片片的肥沃土地停耕荒芜。面对这一触目惊心的惨景，志愿兵健儿们无一个不叹惜、愤怒、咒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天真无邪的幼年兵队的小战士们在长途行军中，虽然脚上磨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一瘸一拐地走着，但一看到敌机和被炸毁的房屋，就忘记了疲劳和疼痛，情不自禁地唱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的豪壮救亡歌曲来。听到他们的歌声，更鼓舞志愿兵健儿们的抗日情绪，也使人们感到，在这些少年纯洁的心灵中，正开放着一朵爱国主义的红花。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代卫士，何愁日本侵略军不能消灭。

志愿兵团到达江西谭山后，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第1 集团军总部即派人前来宣布：士兵分散补充给第1集团军所属各军、师，其他军官，包括团长王佩伦和6个营长，以及各营的连、排官佐，文职闲杂人员有愿意回乡的，一律发给路证旅费遣散回家；愿留下的全部送浏阳第1集团军军官训练班受训。受训结束后，除秦光明1人由训练班转送陕西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深造外，其余秦光玉、李正堂、邓德邦等92人调回昆明，由第1集团军后方办事处遣散回乡。李正堂、邓德邦2人后来参加了革命，为人民服务直到今天。

兵凶战危，尽人皆知。但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志愿兵健儿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丢下了自己的家庭和职业，从军卫国。但刚到目的地就有一部分（其中大部份是官佐）被遣散回乡，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使他们壮志空怀，不能达到直接参战的目的而深感遗憾。

6个营长中，孙庆丰、甘亮九、何配贤是汉族，王佩英、陆修竹和另一个姓陆的营长是壮族。除王佩英、甘亮九、何配贤是壮年外，其他孙庆丰、陆修竹等3人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是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家庭比较富裕，生活舒适，他们的出山，对青壮年的从军，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们理解兵凶战危的意义，也听到中日战争的残酷性，更知道从军卫国已不是他们这时力所能及的事。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唤起了他们的爱国心，不顾年老体衰，风霜雨雪和长途跋涉的艰辛劳累，把自己历时年余组织起来的全营志愿兵亲人、孩子们，顺利完整地护送到抗日前线，达到了报国的目的。

志愿兵团在谭山以连为单位，列队移交给第1 集团军所属各军、师，临行时，官兵们互相道别，安慰鼓励，彼此都动了感情，但没有人说出一句后悔懊丧的话，仍保持“志愿兵”的自豪感，表现出激昂愉快的神情。接收人员也尊重志愿兵的人格，给予热情鼓励，还说：“不论老兵新兵，都是云南的老乡，都是在抗日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志愿兵健儿就这样走上了抗日的战斗岗位。从此，他们离别故乡，有的甚至永别了家园。

富宁地区从军的人，只有县城到田蓬接近广南边境这一线。秦光玉邀请县城卢凌清、谢名修、陈南彬，菱角塘的吴灿云，木伦的罗秀芬，田蓬千槽子的谢焕章等城乡知识分子，在这一带成立了1个连。全连130多人全部到达了前线，除遣送回乡的外，其余都投入了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只有少数人生还故乡，少数人在东北起义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如周德清，起义后光荣入了党，15年前复员回乡，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木伦大队支书至今）外，多数人都为国捐躯，埋骨异乡了。

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全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坚持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称雄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使它无条件投降。在8年的抗战过程中，像广、富、砚、西等县这样几千爱国青壮年，一次志愿从军，为国牺牲的壮举，在云南是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是开广地区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的光荣，他们的历史不应湮没，应该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抗日战争中先辈们是怎样为国献身的。

为国牺牲的志愿兵永垂不朽！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周秋 美编：张振飞 二审：张淑娟 终审：徐昌建）